原标题：时隔多年，李修文这一声怒吼记在纸上，仍叫我震动
若非故事能手，往往只能看到故事开头，却难以猜到结局。
故事开头是这样的：大约十年前一个深夜，在广州体育西横街的Zinc酒吧外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得知有一部以香港沦陷为题的电影正在策划当中。此后便开始帮忙收集资料，去中山图书馆，故纸堆里爬梳，期待发掘什么宝藏，甚至幻想仁人志士在烽火街头与萧红、张爱玲擦肩……个中细节差不多忘了个干净，只知后来电影凶多吉少，没了下文。我又折身回到报社打字编稿，对于即将到来的纸媒断崖式败落毫无觉察。
直到多年之后，看到李修文新作《致江东父老》，才得知故事的下半段：当时作为编剧的他，一度构想了三段故事，包括日寇在圣诞节那天入侵香港，一个罪犯趁机越狱，和一群逃难者同行，可是，同行者为了活命，只好刺死了那个已经变成英雄的罪犯；还有一群民众向日寇出卖了营救他们的英国飞行员……“诸位听我说，这故事就是香港版的《无耻混蛋》啊！”彼时他做了PPT给一群香港人阐述理念，有人截断他的话，怒吼起来：“我看你才是他妈的无耻混蛋！”（《猿与鹤》）
即使时隔多年，这一声怒吼记在纸上，仍叫我震动。因为自认为挨了呵斥的人里，也包括在下我，乃至勾起锥心屈辱，尽管那些唾沫未有半星喷到我脸上。这些年间，大家居然从未谈及这些，喝得大醉也绝口不提，最终，它们也找到了在我看来是再好不过的归宿：被悉数写进作品里，白纸黑字再也无法叫人漠视。旁人读了觉得魔幻，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呵，只有当事人知道，那是真实遭遇。
之所以提及这篇《猿与鹤》给我的震动，不仅仅在于解开一段旷日持久的公案，更大惊奇也在于，李修文作品宇宙里的那个“麦格芬”（ MacGuffin ），突然开口说话了，或者确切地说，一个说书人以自己为主角讲述了。
所谓麦格芬，是希区柯克电影惯用诡计，多指角色们必须拼命追逐，观众却可以毫不关心的人或物，比如《惊魂记》里被偷走的四万美金，《西北偏北》里根本不存在的间谍，希区柯克也曾告知前来采访的迷弟特吕弗：“麦格芬其实什么也不是。”
从《山河袈裟》一路读到《致江东父老》，不难发现，李修文作品里也有“麦格芬”时隐时现——可以说那是一个永远没有落实投资的影视项目，一个永远难产的剧本，也可以是那个永远在剧组、投资人、穷山恶水之间左奔右突的潦倒编剧，就像《七杯烈酒》里，“我”为了写作一部民国年间匪患题材的电影剧本，独自来到陕北的石圪梁；《小站秘史》里，“我”从长江之畔来到蒙古草原苦寒地带，又因被剧组撤换，只得丧家犬一般离开。
麦格芬的确什么都不是，但多数篇章因其而起：这位编剧常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，为生计所迫，才得以行走于“油菜花地里，荒寒的窑洞中，又或东北小城，西域戈壁”，先行给一段段旅程罩上一层惶恐悲凉之雾；也是因以失败者面目示人，打开什么样的窗，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人世风景，接下去才有那些浩荡文字。
不是不让人想到鲁迅的散文，唐诺曾形容它们“总是写得比小说还戏剧性、还向心凝聚”，“书写者鲁迅反而扮演一个单纯的、接受的、宛如大梦初醒并因此有所领悟的听闻者记叙者”（《尽头》），这位编剧也是如此角色身份。
评论家金理则说，“兴许可以这么认为，文本外部的‘我’，通过《山河袈裟》的书写行为，拯救、赎回了文本内部、身陷重围的‘我’”，《致江东父老》仍可作如是观。
那个看似与读者无关的麦格芬，在《猿与鹤》里，终于缓缓行至台前，现身详说圈中遭遇，那些长期隐身于活动背景板里的恶人恶行，也图穷匕见，直接抄家伙动刀子。须知这是惊鸿一瞥的珍贵时刻，过时不候。为了这次正式登台，作家理应做了颇多准备：说书人一拍惊堂木式的那些提示，“你所有不知”“不瞒你说”“实话说了吧”，全部抽走，单刀直入；对话双方不再是“我”与天涯沦落人，而是“他”与猿与鹤——叙述人称已然转换，由“我”变为“他”，即使这本是“我”的故事——以此确保说书人的间离态度，这也是一种职业精神。
而与猿凝视，与鹤凝视，也从它们眼中凝视自己，不仅是袭自楚人以香草美人自况的传统，也在于一种类似于齐泽克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术语所说的，当我们从自己身外审视自己，从某种不可能的角度审视自己，就会造成某种创伤。于是，“他又看见了那只猿，那只猿也冷漠地看着他，他们对视着，但他知道，他正在被鄙视”，非如此不可，才可明心见性。
相比《山河袈裟》的“大热烈与大荒凉”（评论家张莉语），《致江东父老》无疑前行抵至更为荒寒境地。如果说前者还略带亮色调，如同乌云镶金边，间或流露人间值得一过，到了后者，无论是山河行走，还是灵魂探险，以一己肉身深入各种绝境，无一处不是血泪交织，无一处不是生死相见，往前看雾都茫茫，回首故园更无重建可能，古往今来哪里都无处遁逃。而那些沿途同路人，与头顶的孔雀同行了千里万里的唱花鼓戏的瞎子（《三过榆林》）；为了寻子与菩萨像相依为命的老秦（《鱼》）；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呕吐不止却又振作精神，忽又乍现屋檐下躲雨的少女时代高光一刻的女演员（《女演员》）；二十多年前隔世相见的表姐、二十多年后乘愿再来的姑妈（《白杨树下》）；一生求索“君为袖手旁观客，我亦逢场作戏人”，甘陪兄弟演戏到底的痴人“关二哥”（《我亦逢场作戏人》）……无人不苦命薄命，条条路都是绝路，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“一定要记得：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，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事，建一座纪念碑；一定要记得：天下可爱人，都是可怜人；天下可怜人，都是可爱人”。所有的所有，都囊括在李修文这句话里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我能做的，无非是歧路相逢，抱个满怀，告慰彼此，莫失莫忘。
李修文 《致江东父老》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
（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发布，文／徐蒜蒜，编 / 俎燚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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